在北京摆地摊怎么样?
《辞源》释“鬼市”为：夜间集市，至晓而散，故称鬼市。北京的八大鬼市，如今仅剩下这大柳树这一处。鬼市一周只开两次，分别在周三和周五，目前，在北京摆地摊只有每周五对外开放，摊位大多出售古玩和电子产品，也出售一些杂物。
6月5日下午两点一开门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不断地涌入市场，这里聚集着凑热闹的人、淘货的人，也有到此进货的人。
有两个专门在工地摆摊的摊主，带着推车，上面整齐叠摞着二十几本笔记本电脑和几个破损的键盘，电脑用一根粗麻绳捆了两圈，以此固定。一个摊主负责上前寻货、问价，另一个则一边捧着装满笔记本的红色包裹，一边看管已收获的战利品。
这场“扫荡式”的进货耗时不过一个小时，二人归置好货品后又空手返回，进行第二轮扫荡。
这里仿佛是地摊盛世，却几乎没有蹭“地摊经济”热度的摊主。在鬼市的摊主多是经营地摊的老生意人，做的长久的有十余年，入行短一些的也有三、四年。
对比其余集市，鬼市的地摊多了一层神秘，又贩售着种种可能。但一走近，便可知，人间的嬉笑怒骂、真真假假皆容于此，这里才是最地道的江湖。
我摆摊十年
淘过最贵的物件就卖了两千块
李春生 出摊：10年 前职工作：摊主
李春生下午出摊开门红。一个以5块钱单价收来的电子书，被李春生以300块的价格卖出两个。两个顾客出价是按一半的价格对半砍，从500块砍到300块，末了又跟李春生软磨硬泡，一声一声的喊“大哥”，李春生这才同意让他们添四十块，带走一块电子表。
俩顾客对此次的狩猎很满意，嬉笑着付了款，临走不忘跟李春生打趣，“哥，您看这三百四十块钱还得俩人分两次付，别跟别人说。”
这样的热闹在李春生的摊位并不少见。
一个东北的老顾客笑闹着从李春生手里抢过来一把金色的锁，李春生要价30块，顾客给价20块，李春生不吐口，顾客一边开玩笑损李春生，一边仔细瞧着李春生的眼色，眼见李春生笑得咧开嘴，便立马从钱包里掏出手机，准备扫码付款，嘴里不忘逗闷子，“你要是刚从不逗我，我就多给你5块钱了。”于是，这把锁，20块钱成交。
讨价通常以这种热闹的形式进行，彼此不会让场子冷下来，也绝不轻易让步，都在耗着等对方松口的那一刻，直到买卖成交。
李春生对定价没有规矩，“瞎叫呗。”
李春生爱做这一行的生意，为的是自由。一周只出一次摊，其余时候要么待着，要么走街串巷去收货。
因淘到宝物而“一夜暴富”的经历没在李春生的身上发生。收老物件十年，李春生收过最高价的是一个砚台，以200块的价格收入，最后被人以2000块的价格买走。
早几年，李春生的地摊生意一直赔钱，但赔的是小钱，围绕着几千块钱打转，不超过一万，承受得起。
近两年，生意顺了，卖得好的时候，一天能卖出五、六千块。
直到2020年出现这灾难——疫情让李春生在家待了近半年，过的是吃老本的日子。他没有上门生意，也不用朋友圈售货，出门摆摊才能赚出生活费。
“你倒是给个价啊!”李春生冲着一个顾客吼道。
这是一名女顾客，在摊位前的木盒子里，挑选着钢笔。钢笔颜色有黑有蓝，有的外表磕掉了漆，有的脑袋、身子分了家。
女顾客问了价格后没有还价，沉默着，正准备走开，听见李春生这声喊叫，才低声回了句，“不要了，品相不好。”
“那你问什么价!?”李春生气不过，嘟囔着。
李春生准备了三箱货，以防生意火热，能及时补货，但除了卖出电子书后补了一次货，中间的两个小时里，他没再打开过箱子。
一个人看摊看不过来
我叫来了同院的老大爷
王海 出摊：4年 前职工作：富士康工人
王海的摊位离成片的电子产品摊位有段距离，但按照鬼市入口-出口的路线走，王海的摊位是第二家专门卖电子产品的摊位。
图：王海的摊位
“今天人不算多。”王海一边说着，一边快速地掏出一个黑色的皮钱包，塞进刚收的一百块。只见一叠厚厚的纸币撑得钱包已经胀开，钱都是整钱、新钱，在阳光下的映衬下，红色纸币显得格外乍眼，钱包合是合不上了，王海把钱包对折，又快速地把钱包归置好。
“下午也就赚了两千来块钱。钱包里的钱是从家里拿出来的，放出租屋里不安全。”王海嘀咕了一句，又吼了一嗓子回复顾客的问价，“表十块。”
盗窃是王海要时时刻刻提防的。这也让王海在看守摊位时，异常机敏，目光所及的范围内，他能记住每个在自己摊位前停留看货的人，顾客碰过的物品他不忘在客人离去前扫一眼，已确认东西是否完整无恙，无丢失。
尽管如此，自己摊位上偶尔也会发生失窃的现象。“之前一天丢了八个显卡，一个显卡我能卖出680(块钱)，二手手机也丢。”
王海的摊位铺开的面积大，从最左排的儿童玩具、中间的电子书、收音机到最右侧的手机、乐器，装箱要装四箱，拉货要用带斗的电动三轮车。也因此，王海一天要交上150或者200块的摊位费，比别人贵出五十甚至一百。
王海的摊位聚集的人很多。一拨人离开，又一拨人围过来，每一拨都几乎把整排摊位站满。
有时候，扒手也利用摊位前生意的兴旺开始动作，有的佯装看货趁机把值钱的小件顺走，有的直接把手伸进顾客的口袋和背包。王海遇见过两三次扒手偷顾客，他没有直说，只是朝着扒手的方向吼一声价格，把对方吓走。
疫情前，王海出摊的次数不比其余摊主频繁，他平均一个月只出两次摊，其余时候都在收货。他的收货周期更长，因为除了去废品站、地摊淘货，他还要验货、清洗并简单修理电子产品，这些都要花费大把时间。
时隔半年，鬼市开门第一天，他近期不打算去收货了，而是把手里屯的货都卖掉。王海叫来住在同院的老大爷，同他一起看摊位，他担心摊位因看不过来而被扒手盯上，眼下，他担不起这种损失了。
“我喜欢艺术”
喜旺 出摊：7年 前职工作：服务员
喜旺在聊起音乐、审美、老物件时侃侃而谈，语调轻快上扬，当稀稀拉拉的顾客从摊位前走向他，拨弄琴，问价，再离开时，他再续起刚刚未讲完的故事时，需要持续几秒的停顿缓神，分享故事的兴致也在递减，眼神里显露出一丝落寞。
喜旺失策了。开摊三个小时，一把吉他也没卖出去。他带了六把吉他，中间四把要价五十，最左侧一把要价最贵，是一把手工制琴，要价四百。
“没淘到更好的货，只能选这批货了。”
喜旺和吉他有缘。
喜旺本是东北人，但因为来北京太早，说起话来，北京口音要浓许多。
2007年来北京，喜旺揣着一百块钱，从哈尔滨出发，路费花掉78块钱。来了北京，他第一站去的是圆明园。
“(古迹)别看残了，我就喜欢。”喜旺花了二十块钱，换来了一张圆明园门票和一张园内留影纪念的照片。
剩下两块钱，他买了瓶水，以水充饥，晚上睡前门的木头椅子上。
他拥有第一把吉他是在四个月后，他拿到了当服务员的第四个月的工资——400元，他去王府井的一家琴行为自己挑了一把全新的吉他，吉他是蓝色的，售价180元。
拿到吉他的喜旺开始去地下通道出摊。饭店晚上九点左右下班，喜旺下了班的去处就是地下通道，每天唱两到三个小时，唱的多是老歌，收入从几十到几百之间不等。
卖唱的日子里，他认识了西单女孩，也遇见了六小龄童。喜旺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晚上，六小龄童穿着一件呢子大衣，戴着一顶八角帽，“那种都是年龄大的人才戴那种帽子。”喜旺紧跟着补充了这一句，来回忆那日的相遇。
六小龄童冲喜旺笑了一下，往他的吉他套里放了一百元，又留下了一句，“小伙子不错，有发展。”
喜旺记得那一晚依旧唱了齐秦的一首歌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，赚的也最多——将近七百块，比自己一个月的工资还多。
喜旺对走艺术这条路动了心思。
2008年，喜旺去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群众演员，当群演当时是一天20块钱，勉强挣个糊口钱。
“我什么机会都想找。”喜旺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下，神情有些恍惚。他没注意到一旁指着皮箱问价格的顾客，顾客吼了两嗓子，连带着旁人提醒，喜旺才回过神来。
“五百，这是民国的箱子，皮的。”听见价格，顾客点头，道了谢，快步离开。
孤单与飘摇是喜旺前半生的人生主课题。老物件是他唯一的慰藉。
2013年，喜旺开始做老物件的地摊生意，他时常“流窜”于各个胡同，经验和进货本钱也是这个时候积累的。
2016年，喜旺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家老物件的店，开在街道，面积大概24平方米，一个月房租一千三，他在柜台前搭了床铺，吃住都在店里。
生意愈做愈久，喜旺进货的层次也越来越高，参考的标准是投入的金钱成本。“干这行进货，钱多钱少都行，一两千能进货，几百块钱也能进货。”喜旺说道。
喜旺成批地收货，有过一次就支出五六千块钱的经历。那次是押“封箱”，即箱子里的物件不公开，顾客只能根据商家其余的货去判断这箱东西的价值。
喜旺几乎没失过手。他业余时间爱看古玩类的书籍，摆摊的时候也向各个老师傅请教，收货时更是天津、北京、河北及周边四处跑，他不甘心只去废品站里淘玩意儿。
喜旺谈到自己的战绩时，是有些自豪的，“箱子里有三样(宝贝)就能把这一堆赚回来了。”
2017年，喜旺一面照顾店面，一面去鬼市摆摊，朋友圈里也卖货。只可惜，这种同时拥有“许多”的喜悦，没能维持太长时间。
2018年，店面所在的建筑被拆除，喜旺不得不重新为自己搭筑希望。他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曾经店里屯的货彻底卖出去。
喜旺像是讲完了一段故事的结尾，他停下来，不再说话，拿起离他最近的那一把手工吉他，弹奏了一会儿。
天逐渐黑了，鬼市统一打开了墙壁的射灯，光斑打在地面上，并不明亮，从远处望去还是黑压压一片，摊主们纷纷打开自己准备的灯。
喜旺靠到了深夜十二点才撤摊离开。好在，最终的结果是好的。深夜，客源慢慢上来，喜旺一个晚上卖出一千多块，与平时的收入相差不是太多。而卖出去的物品里，也有他弹奏过的那把手工吉他。
